编者按：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现刊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教授韦磊解读文章，供大家学习参考。

 

 

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

中流砥柱作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6周年

 

86年前，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

围绕“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6周年”这一主题，与各位交流三方面内容：第一，简单介绍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及其实施；第二，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第三，深刻理解并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一、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及其实施

日本妄图吞并中国的计划，可上溯至明治维新时期。通过明治维新，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迅速成为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强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逐步控制政权，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对外大肆侵略扩张，并将矛头直接指向中国。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提出要先将“满蒙”分裂出来，且决心在必要时诉诸武力。日本军国主义者声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如此，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独霸亚洲的“大陆政策”进一步具体化了。

1929年10月，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本因此遭受重创。为摆脱危机，缓和日趋尖锐的国内矛盾，日本决定用对外侵略转移民众视线，实行侵华战略。1931年6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确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具体步骤；７月，陆军参谋本部把攻城重炮秘密调运沈阳，对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８月，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日本全国师团长会议上叫嚣：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随后，日本进一步为发动此次战争做各种准备。

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场事故，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所有权属于日本的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到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入日本侵略者之手。

占领中国东北后，日本将“魔爪”伸向华北。1935年，日本在华北制造了一系列事端，向中国政府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国民党政府在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华北成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真空地带”。日本还策划华北五省两市“防共自治运动”。“五省”指的是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两市”指的是北平和天津。

当时很多中国人都看到了日本步步蚕食中国的野心，呼吁同胞一致抗日，北平学生发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悲叹。然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却将军队的主力都用来“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对日则实行不抵抗主义和妥协退让方针。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国民党政府天真地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身上，向国际联盟提出抗议，要求国际联盟调查九一八事变的真相。虽然国际联盟成立的调查团公布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真相，但并未阻止日本的侵略行为，反而加速了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国际联盟和英、美等国对日本侵华采取的姑息、纵容政策，减少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外部阻力。

1936年8月，法西斯军人控制的广田弘毅内阁制定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先打中国”的侵略计划。这一侵略计划表明了日本下一步的侵略方向，即向南吞并东南亚及南太平洋等大片领土，向北进攻苏联等远东地区。但在实施“北上南下”计划之前，先要吞并中国。1936年11月，日本同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欧亚两个法西斯国家打着“反共”旗号结成反动同盟。

1937年7月7日，日本一手炮制了卢沟桥事变。当夜，日军在卢沟桥以北举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驻军拒绝后，立即开炮轰城，发起进攻。这又是日本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

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一）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武装抗日的战斗旗帜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的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与国民党采取不抵抗主义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武装抗日的战斗旗帜。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目的是使全中国都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共中央发布一系列文告，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进行民族自卫战争。中国共产党也要求每一位党员充分发挥积极性，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成为战争中的先锋模范。

除明确表达抗日的立场外，中国共产党还推动了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族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纷纷组成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我们党高度重视抗日义勇军的兴起，虽然处在国民党当局的重兵围剿之下，但仍先后派出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组织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斗争。1931年10月起，中共满洲省委先后派遣200多名优秀党、团员到各部义勇军中参加领导工作。

由于义勇军是民间自发的群众性组织，较为分散，且我们党当时受“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思想的影响，未能成为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有效领导力量，东北抗日武装斗争逐渐走向低潮。中国共产党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要坚持东北抗日斗争，必须组建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由此，我们开始组织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1933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先后在东北各地崛起；1934年，各抗日游击队先后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2月后，陆续改建为东北抗日联军。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达到鼎盛，共组建11个军，3万余人，活动范围覆盖当时的北满、南满、东满、吉东70余县的广大地区。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武装，是进入中国抗日战场最早、坚持时间最长、斗争最艰苦的英雄部队。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振奋了民族精神，推动了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发展，有效牵制了日本关东军大部分兵力，严重扰乱了日军帝国主义的战略部署，迟滞了日本实施全面侵华战争和“北进”入侵苏联的计划。

在白山黑水之间，东北抗联将士在生与死、血与火的磨砺中，铸就了以“勇赴国难、自觉担当、顽强苦斗、舍生取义、团结御侮”为主要内涵的东北抗联精神。东北抗联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忠贞报国、勇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勇敢顽强、前仆后继的英勇战斗精神；坚贞不屈、勇于献身的不怕牺牲精神；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休戚与共、团结御侮的国际主义精神。

（二）中国共产党科学揭示了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规律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要反抗，进行反侵略。那么，这场反侵略战争的规律是什么？如何认识这场反侵略战争的进程及其他相关基本问题？这些是摆在当时国人面前的重大问题。我们逐渐认识到，反侵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这是当时社会各界达成的共识。对于持久战的认识，只有中国共产党真正揭示了持久战的具体内涵和基本规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意识到必须开展对日作战。1932年，日本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中国人民越发认识到对日作战的紧迫性。很多人提出要坚持持久的对日作战，当时的报纸刊物上也都刊载了大量论述持久作战的文章。所以，持久抗战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共同认识，发明权既不属于共产党，也不属于国民党。国民党只是形成了长期对日作战的思想火花。

1933年4月12日，蒋介石发表演讲称：“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这样一步复一步的兵力，一线复一线的阵地，不断地步步抵抗，时时不懈，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此后，国民党也提出过“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等关于持久战的作战思想。但是，国民党没有形成关于持久战的系统思想，且将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外部。蒋介石的抗战思想可概括为“苦撑待变”。核心就是坚持持久抗战，以赢得时间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或是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真正揭示了抗日战争持久性的基本规律。而且这一战略思想的形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指出，“战争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持久战，反对‘拼消耗’。”我们党已经明确认识到对日作战虽然是长期的，但每一次具体战役要速战速决，因为我们消耗不起。1936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提出了通过持久抗战争取胜利的方针。1937年7月，周恩来同志在《对日作战刍议》中指出，“对日抗战是持久性的战争”。朱德同志在《实行对日抗战》中也明确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

1937年8月，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赴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最高国防会议。会议期间，中共代表提出《确定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该方案在分析中日两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抗战战略之基本方针是防御的、持久的战争”。该方案还提出七项对日作战的具体原则，并强调只有在上述作战原则之下，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可见，中国共产党在给国民政府的文件中已经明确将持久抗战作为抗日战争的基本方针。

1938年1月，周恩来同志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文中提出了坚持持久抗战的具体办法：巩固前线、建设新的军备、建立军事工业、发展敌人占领地区的广大游击战争、进行广大的征募兵役运动、巩固后方、加强国防机构、运用国际的有利条件。

从1935年到1938年，党内对持久战基本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同志系统分析并陈述了持久战的基本问题，揭示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以及战争的进程，分析了怎样进行持久战及如何取得最终胜利。《论持久战》一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更加完整，更具科学性和系统性。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发展阶段的揭示和把握，坚定了人们抗战必胜的信念，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抗日战争胜利的路线图。

（三）中国共产党找到并动员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力量

国共两党对于夺取抗日战争胜利重要力量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国民党认为，要依靠政府和军队，以大规模阵地战为主。但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仅仅依靠政府和军队很难制衡日本侵略者。另外，国民党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也存在很大问题。落后的中国要想抵抗日本侵略，首先要做到内部团结，但是如何实现内部团结，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大问题。蒋介石主张先武力消灭共产党，实现国民党统一天下后再进行抗日。1932年12月，蒋介石强调：“我们要想攘外，必先安内，要求安内，必须看到我们内部最大的不安，是在什么地方。第一、就是我们内部的政见不一致，第二、就是赤匪的纷扰。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的祸乱消除了，对日本是没有问题的。”武力安内的做法不仅破坏了国内的团结，还消耗了大量抗日力量，是错误的。

中国共产党认为，凝聚夺取抗战胜利的力量，核心在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8月1日，中共拟定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并调整了部分不适应抗日要求的政策。瓦窑堡会议后，在中共的推动下，西北地区首先实现抗日力量的联合。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将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5月5日，中共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导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中共处理国内矛盾的主导原则。面对日本侵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逐渐尖锐化，因此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自身政策主张。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蒋介石，实行“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因为只有保住蒋介石，国民党才不会分裂，中国才不会分裂。一旦国民党军队分裂，就会给日本蚕食中国提供大好机会。从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共产党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蒋介石最终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抗日力量的团结，这就克服了国民党武力“安内”的缺陷。同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动员了中华民族一切抗日力量，这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条件之一。

（四）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实施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战略战术

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国民党军队与日军都有明显差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国民党军队也有差距。在这种情况下，落后的中国要想抵抗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就要选择合适的战略战术。

中国共产党根据中日实力对比情况，科学地提出并实践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我们与日本比起来，劣势是经济水平、工业水平、军事水平都落后于人，优势是人口众多、地域辽阔。要以我们的优势攻击敌人的劣势，所以共产党提出人民战争。

如何实践人民战争？要武装动员广大民众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1932年4月，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只有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才是真正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各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应立即实行对日宣战的群众动员”。1933年1月，中共再次号召“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1935年，瓦窑堡会议提出，“全国同胞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武装保卫中国”。1936年，中共发表宣言再次强调，“只有全中国各党各派的共同奋斗，全中国人民及武装部队的总动员，我们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以致命的打击，而取得中国民族的澈底解放！”所以，在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前，我们党就明确意识到，要想取得抗战胜利就必须动员和武装广大人民群众。这一主张，在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也一直坚持并实践着。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包括“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为了实践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中国共产党将武装动员民众与游击战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武装动员民众，一方面开展人民群众的游击战。洛川会议讨论并决定在全国抗战到来后，党的基本行动路线和工作方针包括：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充分开展组织和动员民众的工作。这样，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广大民众就被广泛武装起来，积极投入抗战，从而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独具特色的军事体系，即主力军、地方军和人民武装三者各有分工、相互配合的军事体系。农闲时，八路军、新四军带领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农忙时则一起干活。游击队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转化为地方兵团，最后成为八路军或新四军。以这样的方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游击战争得以空前广泛地开展起来。

随着抗日战争的推进，日军逐步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力量作为攻击的主要对象。1939年1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强调：“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1941年底，日本方面决定“今后的讨伐肃正的重点必须集中指向共军，全力以赴，务期将其全歼”。

在八年全国性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收复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1亿。他们为坚持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伟大的彪炳史册的贡献。

（五）中国共产党科学处理抗战和发展的关系

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我们既要消灭敌人，也要保存自己，并进一步发展壮大。1937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指出，“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如果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击战以辅助之，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同志再次强调，“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保存自己与抗战并不冲突，只有保存并发展抗战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最终胜利。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一方面开展了艰辛的对日作战，另一方面也在想尽一切办法，保存和发展壮大抗日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建设也逐渐开展起来，为新中国的建设积累了一定经验。

1941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全面地体现了党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任务。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工作人员中实行共产党员、非党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经济建设方面，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的方针，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我们还发动了大生产运动。文化建设方面，陕北地区成为全国进步青年向往的中心，建立起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等机构。

2020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三、铭记历史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明确表达出以民族危亡为己任的爱国情怀。1936年3月，毛泽东和彭德怀签发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号召爱国志士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抗战最前线，始终坚持抗战到底。“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擎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在这面旗帜下，海内外中华儿女以强烈的家国情怀，空前团结起来。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中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之中，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谱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篇章。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建东北抗日联军、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发动和武装人民群众……为着中国人民的幸福，为着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中国共产党人成为抗日力量中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的一群人。

无论是率先举起抗战旗帜，还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民族和国家利益置于首位。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赵一曼在牺牲前给孩子写下两封绝笔信，其中一封写道：“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

（二）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奋勇杀敌，涌现出一批批以身殉国，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如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东北抗日联军的杨靖宇、赵尚志，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彭雪枫等。这些英雄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

杨靖宇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孤身一人与大量日寇周旋，战斗几昼夜后壮烈牺牲。当日军把杨靖宇的尸体解剖后发现，他的胃中只有树皮、草根和棉絮，无一粒粮食。日本侵略者也被这样的民族气节所动容，意识到只要有这样的人存在，中国就不会灭亡。

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在日军突袭中不幸被抓。日军威胁诱骗老人给马本斋写信，劝他投降。老人怒斥说：“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为了让儿子不受胁迫，白文冠老人绝食7天，壮烈牺牲。

（三）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面对异常凶残的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展现出了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狼牙山五壮士”将敌人引上狼牙山主峰，战至最后一颗子弹，最后选择集体跳崖自尽。

（四）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曾一度处于弱势，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坚信抗战胜利必然属于中国。

在北京市密云区张家坟村，有一尊花岗岩雕塑，纪念一位被誉为“当代佘太君”的英雄母亲，邓玉芬。1940年，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进入密云西部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在猪头岭上，邓玉芬见到八路军，聆听抗日道理。她越听心里越豁亮，便和丈夫任宗武商量，准备让孩子参加抗日武装。她把大儿子永全、二儿子永水、三儿子永兴送到游击队，还托人捎话，“别惦记家，安心打鬼子”。她带着几个小儿子开荒种地，让丈夫腾出手为八路军运军粮、背子弹、跑交通。根据地的干部、游击队员人人都知道，猪头岭上有个温暖的家，家里有一位亲切慈祥的好妈妈。

1942年春天，噩耗传来，因日军偷袭，丈夫和五儿子永安同时遇害，四儿子永合也被抓走了！邓玉芬闻讯几次晕厥。等她苏醒过来，谢绝了亲友的挽留，拉起两个小儿子说：“走，回家去！姓任的杀不绝，咱和鬼子拼到底了！”此后，大儿子永全英勇牺牲，二儿子永水伤重不治……失去六位亲人，邓玉芬顽强地生活着，拼命干活。1945年，中国人民终于打败日本侵略者。邓玉芬眼噙泪花，告慰九泉之下的丈夫和儿子们：咱们胜利了！

以上是今天分享的主要内容。希望大家通过今天分享的内容，能够铭记历史，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夺取新的伟大胜利。